自由世界秩序还是多元世界秩序?是时候选择了

[文郑永年]

在今天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在美国,这是西方世界的核心,人们最关心和讨论最多。毫无疑问,这是所谓“自由世界秩序”的严峻挑战和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英国紧密合作,建立了他们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

这种在美国和英国领导下的“自由国际秩序”具有特殊意义。这里提到的“自由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国家对国际社会的“自由秩序”的延伸。参与国的秩序强调保护公民的人权,即内部秩序;在国际层面,该命令强调了1648年欧洲版的威斯特伐利亚命令,该命令以法治和遵守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基础。同时,这个命令也是公开的,也就是说,这些一般原则适用于整个世界,各国可以自愿参与这一系统。

在实际层面,还在美国和英国的领导下建立了各种国际机构,以促进和平(如联合国),促进经济发展(如世界银行),促进投资和贸易(如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更重要的是,正如许多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这个秩序的产生,维持还是发展,它都与“美国霸权”因素密不可分,包括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跨欧洲和亚洲联盟,用来威慑其他国家侵略的核武器等等。换句话说,“自由世界秩序”的存在不仅是因为民主国家所接受的思想(即软实力),而且还因为美国和西方的强大力量。

自由和非自由世界秩序之间的反对

同样重要的是,“自由世界秩序”的存在取决于“非自由世界秩序”的存在,这是一个以苏联为中心的非西方集团。这个前提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首先,在冷战期间,西方的“自由世界秩序”在地理上受到限制,仅限于西方群体;第二,这种“自由秩序”存在的理由是应对另一种“自由秩序”;第三,正是由于这种“非自由秩序”的存在,“自由秩序”的成员愿意放弃部分主权,领导和协调美国。成员国之间的关系;第四,西方集团和苏联对“世界秩序”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荒谬的是,今天这个“自由世界秩序”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出发点是这个秩序的整体胜利,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虽然苏联及其核心苏维埃集团的解体有其内在的复杂因素,但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胜利。这一判断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内部和外部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至少就这些方面而言。

首先,冷战的结束使西方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可以拥有的最好和最后的制度,西方不需要改革任何这种制度。弗朗西斯福山的“最终结论”在西方很有名,并且是西方这种乐观主义的真实反映。在冷战期间,由于存在“非自由秩序”,西方政治家经常可以利用外部“威胁”在一些内部问题上达成共识。美国很典型。政治人物总是利用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所谓威胁来理解和解决内部政治问题(如国内社会运动)。在没有明确的外部“敌人”的情况下,西方政党内部的政治环境恶化,多党民主往往演变成福山所谓的“共同否决”政治。

Francis Fukuyama

第二,冷战结束后,虽然美国(西方)忽视了内部问题和挑战,但其外交政策却是另一种情况。由于西方自由民主的过度自信,美国开始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产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西方式民主,无论是通过各种形式的“颜色革命”还是通过类似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政治和军事手段。

第三,美国和西方开始放弃基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主权国家理论,发展所谓的“后主权国家理论”,并随意对其他国家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无论如何是通过军事手段还是其他手段?北约对前南斯拉夫的军事干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四,美国因此开辟了一些学者所说的“新(美国)帝国模式”。无论是促进民主还是人道主义干预,它都是扩大帝国的手段和工具。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帝国的过度扩张。帝国的扩张首先是地缘政治。苏联解体后,美国和西方迅速占领了苏联的地缘政治空间,然后通过各种手段迅速将其地缘政治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帝国的过度扩张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问题,主要是地缘政治优先,经济基础跟不上,帝国的代价太高而无法维持。摆脱苏联阴影的东欧国家欢迎美国和西方的到来。但这些国家很快发现美国和西方只对其地缘政治意义感兴趣,他们既不感兴趣也不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新兴民主国家没有得到巩固,右翼政治倾向于回归威权主义。

其次,在许多地区(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干预不仅促成了西方式民主的出现,而且造成了无政府状态,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这已经成为区域乃至世界的重要来源。不稳定。

同样,甚至传统美国盟友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许多问题上,美国开始遵循单边主义路线而无视其盟国的意见。在早期,它表现在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近年来,它已在巴黎气候协议和伊朗核协议中体现出来。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像苏联这样可能对西方构成威胁的“敌人”,美国盟友不太愿意向美国支付“保护费”。所有这一切都使美国难以维持其霸权地位。

如果美国说“自由世界秩序”有三个组成部分,即维护自由主义,普遍性和秩序,那么今天秩序的所有三个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首先,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正在退缩。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北美,主要民主国家都面临着不断增长的民粹主义。各种政党正在政治极端主义的帮助下迅速扩大其社会基础。在英国,英国脱欧公投的成功表明,政治精英已经失去了共识,并且已经向那些不理解事物的公众做出了如此重要的决定。

这方面意味着从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向直接民主的过渡。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政治精英的政治责任的消失。关于如何离开欧盟的政治争端加深了英国各方面的危机。更重要的是,在美国这个自由主义的核心,特朗普总统本人从未停止批评和攻击被视为自由民主基础的自由媒体,法院和执法机构。如上所述,东欧国家的政治家,特别是匈牙利和波兰,对新生的民主不太感兴趣,威权主义已经变得流行。

其次,美国建立“帝国”的意图是通过“自由”的名义将自己的原则强加给其他国家,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尽管几十年的全球化,但今天的世界并不是一个整体。建立全球多边秩序的努力失败了。美国本可以成为“自由世界秩序”的主题,但美国本身已退出这一秩序,并从维护者变为驱逐舰。 “美国的优先权”导致美国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一级的新贸易谈判要么无效,要么无限期。

在互联网领域,这一点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无法达成共识的“规则”。与此同时,人们所看到的不是区域秩序的兴起,也不是区域秩序的解体(特别是在中东)。简而言之,尽管美国花了很多精力,但所谓的“自由世界秩序”不仅没有扩大,而且变得更加脆弱。

第三,“自由国际秩序”本身是不可持续的。在西方看来,现有“自由国际秩序”变弱的主要原因是其他大国的崛起和大国之间竞争的回归。当北约使用武力干预前南斯拉夫时,西方认为这是一种正义的“人道主义干预”,但当俄罗斯用武力改变欧洲边界(克里米亚)时,西方认为它违反了基本国际规则。中国的崛起被视为“修正主义”,对“自由国际秩序”构成了最严峻的挑战。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自由世界秩序”的“敌人”的主要原因。

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

世界自由秩序的前景

件。首先,美国被“邀请”成为西方世界的领导者。欧洲列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相互争斗。战争结束后,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成为领导者,或被其他国家接受为领导者。因此,美国被“邀请”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其次,美国已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能够向西方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特别是马歇尔计划。再次,因为它属于西方,霸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是和平的。

该订单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并且是大多数国家开放和认可的。更重要的是,这一命令强调各国的主权和国家间的平等,这是所有国家所追求的。但是,这个顺序有固有的缺陷。

首先,西方国家已经解决了与主权有关的问题,但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在亚洲,与主权争端有关的许多问题都是西方殖民地遗留下来的。直到今天,一些亚洲国家仍然遭受殖民遗产的困扰。也就是说,虽然非西方国家同意这种“自由世界秩序”,但很难用这种秩序的原则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特别是主权问题。

其次,“自由国际秩序”的内部成员国存在等级秩序问题。美国领导的联盟是高度等级化的,成员国被美国的强大和外部“敌人”迫使有能力或愿意挑战美国,尽管不时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冷战结束后,当美国和西方将国内“自由秩序”原则无限制地扩展到国际关系时,就发生了这种秩序最严重的危机。这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形势。

未来的世界秩序会是什么样子?显然,鉴于当今美国和西方面临的内外困境,新兴大国(中国,印度等)的崛起,以及旧权力(俄罗斯)的延续,美国和美国都很难西方推动“自由世界秩序”的扩张。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在西方内部自由秩序的“国际化”方面。更可能的情况是美国和西方的收缩。 “自由世界秩序”回归到基于主权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这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秩序。

哈佛大学教授Graham Allison最近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在美国和苏联的冷战期间,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了“世界安全多样性”的概念,主张美苏和平共处,并建议美国和苏联在具有多元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政治体系中应该完全相反。世界和平共处。这一概念与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相似,即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相互不侵略,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利益和和平共处。

然而,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是否有可能回归并维持强调主权国家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仍然取决于各国之间的权力平衡。任何一种世界秩序都反映了国家间权力的对比。就价值而言,扩大美国“自由世界秩序”的冲动不会改变。只有遇到相同的力量才能停止扩张。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政治权力斗争永远不会停止,和平是国家间权力制衡的产物。

(本文由《联合早报》电子版于7月16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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